运河流经聊城，给聊城打下了鲜明的运河烙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少运河文化元素成为聊城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繁荣了聊城经济。运河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南北经济动脉，聊城得运河之便，实现了数百年经济的繁荣。自元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聊城人口逐步聚集，物资集散流转，运河沿线城市快速发展起来。聊城运河商业的繁荣与城镇的发展，在曾来我国游历的鄂多立克、马可·波罗、崔溥等人的游记中都有记述。聊城得益于漕运兴盛，成为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东昌府城东运河沿岸为商贾聚集之区，“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东昌府商业兴盛时有八大会馆，聊城山陕会馆华美壮丽，至今犹存。李正仪称：“东郡商贾云集，西商十居七八。”记述了外地商人来聊城经商的盛况。临清中洲由汶、卫二河环抱而成，“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成为重要的粮食、绸缎、纸张、茶叶集散地。陈守愚称张秋镇“帆樯鳞集，车马肩相摩，商贾刀泉，贸易纷错，傍午醉歌者载道”，各地来张秋经商的不下万户。商业的兴盛，带动了聊城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东昌府“高唐、夏津、恩县、范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阳谷县七级镇“遍地宜枣，夏绿秋红，几无隙地，无村不然。出枣之多，甲于一邑”，而“南商北贾者皆聚贸于此”，有力促进了聊城大宗土产的外销。

二是积淀了聊城文化。文化是聊城的血脉，塑造了聊城的品格，展现着聊城的形象，是聊城的闪亮名片。自明代运河漕运商贸逐步兴盛以来，运河文化元素逐步渗入聊城社会生活之中，为聊城文化增添了鲜明的运河色彩。如运河交通的便利推动了聊城刻书业的兴盛，明代堂邑县即刻印通俗读物，至清代涌现出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四大书庄”。聊城书庄不仅刻书，而且通过运河从南方购买印好的书页，装订成册后发卖，称为“南书”。运河名镇张秋的木版年画线条简洁明快，主题丰富多样，成为颇具特色的非遗产品。临清交通便利，是京剧戏班进出北京所经的重要城市，梅、程、荀、尚、余、马、言、谭各派均有传承，促进了临清京剧艺术的发展繁荣。临清济美酱园为清代江北四大酱园之一，生产的红腐乳深得乾隆皇帝喜爱，遂有“进京腐乳”之称。

三是塑造了聊城精神。聊城精神的形成与独特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聊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黄河、运河在这里交汇，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与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在这里深度交融，为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聊城精神的孕育与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既有齐文化崇商重农的传统，又有鲁文化尚仁重义的风格；既有燕赵文化慷慨侠义的风骨，也融入了中原文化深沉厚重的气度。特别是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与以运河文化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守诺诚信、勇于探索、拼搏进取、注重商贸、仁厚宽容的精神特质，形塑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聊城精神。临清“绾汶卫之交而城，齐赵间一都会也”。作为重要的运河商业城市，临清“五方商贾，鸣棹转毂，聚货物，坐列贩卖其中，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受运河商业的影响，临清百姓“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征歌，连日夜不休”，其民风尚奢华、好饮宴，显示出较浓厚的运河商业特色。而聊城县作为府治所在地和会通河沿岸的商业城市，其“服室器用，竞崇鲜华”，且境内临河之“李海务、周家店居人陈椽其中，逐时营殖”，亦受到运河商业的较大影响。这些记述都为了解聊城精神中运河商业元素的形成与延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支撑。

摘自《聊城运河文献校注》

来源：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