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市地处河漯平原区，为黄河巨大冲积扇的东北斜面，地形平坦，地势从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境内河流多为西南—东北流向。聊城境内运河开凿和使用历史悠久，隋代开凿的永济渠流经今临清市。元代对运河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造，特别是开凿了纵贯聊城腹地的会通河，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元代之后，明、清两代又多次疏浚、改造会通河，使之成为南粮北运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聊城运河的开凿

隋唐时期是聊城运河开凿与使用的重要历史阶段。隋炀帝大业四年（608），“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其自汲郡至馆陶的河道基本利用了此前曹操开凿的白沟；自馆陶至沧州，则部分利用了汉代所开的屯氏河。这条运河经过的永济（今山东冠县北）、临清（今山东临清市西南）均与聊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定都大都后，“百司庶务之繁，无不仰给于江南”①。当时，永济渠北段天津以南的卫河及天津至通州的白河仍可行漕，山东南部至淮北则利用泗水等天然河道。但山东卫河临清以南、济宁以北尚不能通航。为此，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沿山东丘陵西北边缘开凿运河，至二十年（1283）八月完工。这条运河以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为中心，向南至鲁桥镇与泗水连通，向北至须城安山镇（今山东梁山县小安山）入济水（大清河），全长150余里，是为济州河。济州河开通后，自安山至临清仍需由旱站陆运。这段陆路经过茌平一段地势低洼，夏秋霖潦，牛车跋涉其中，艰阻万状，运输十分艰难。为打通济州河以北的漕运路线，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开凿“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至于临清”②的新运河，直接连通御河（卫河）。当年六月，开河工程正式完工，并引汶河水以济运河水源之不足。元世祖取“会通天下”之义，命名为“会通河”。自此，山东境内运河得以贯通，杨文郁称：“以六月辛亥决汶流以趋之，滔滔汩汩，倾注顺通，如复故道，舟楫连樯而下”③，记述了会通河通航后的漕运盛况。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政权后，于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④。次年，命工部尚书宋礼总管其事。为解决从江淮地区转运更多粮食及各类物资，以满足京城供应的问题，永乐九年（1411）二月，明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发山东、直隶、徐州、应天等地民工30万人，重新疏浚会通河。同年六月，会通河工程完工。会通河中段自袁口至寿张沙湾，弃用元代旧河，从袁口经靳口、王仲口、常仲口、安山镇、戴庙，与北段相接，长90里，较元代会通河故道东移50里。会通河北段自寿张，过沙湾、张秋镇，经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市），至临清入卫运河，沿用元代会通河故道，长200里。为保证运河水源，沿途修建节制闸10余座、进水闸9座、泄水闸10座。在清代前期、中期，聊城境内运河基本维持明代原有河道。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流，在张秋穿运河，夺大清河河道，由利津入海，运河张秋至临清段水源补给困难。其中张秋至聊城段运河“河身淤狭，已为平地，实不及丈五之沟，渐车之水”①。同治十二年（1873），李鸿章遣员履勘黄河故道及运河河道，认为“铜瓦厢决口后，旧河身淤垫过高，岁久干堤无从修治，势难挽复淮徐故道，且于漕运无甚裨益。至借黄济运、筑堤束水工程均无把握，与导卫济运之法同一难行”②。黄河仍由山东入海，对运河的侵扰仍未改变。此后，清廷多次疏浚聊城段运河，成效均不明显。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改征折色，漕运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运河漕运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内容摘自《聊城运河文献校注》

来源：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